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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六首
时间:2018-01-18 15:26:22  作者:  来源:吕梁新闻网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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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郝铁川

  不管是中国,还是西方(这里所说的“西",主要是指地理意义上的西欧),都是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(即:阶级社会)。这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?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两个区别:

  “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:第一点就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,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,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,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。地区依然,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。因此,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,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,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。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通的。因此,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;但是我们已经看到,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,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。

  第二个不同点,是公共权力的设立,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。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,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,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。……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。构成这种权力的,不仅有武装的人,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,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,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。”

  按照恩格斯的论述,国家不同于氏族主要有两大区别,一是国家是按照地域划分居民的,氏族则是按照血缘关系划分居民的;二是国家主要是按照法治等暴力来维系统治的,而氏族则主要是按照传统风俗、道德感化。恩格斯的这两点结论完全是根据古希腊雅典、古罗马和日耳曼人的历史得出的,因为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中国的历史资料。如果按照恩格斯的这两条国家不同于氏族的标准,中国则长期没有完成“国家化”。

  国家不同于氏族的第一个区别是,前者不按血缘关系、而按地域关系划分国民。可中国长期却是既按地域划分国民、又按家族血缘来划分国民。在奴隶社会发展水平达到顶端的西周,一方面出现了按地域划分国民的里,但另一方面里又是与族始终并存。有时一里含有数族,族包括在里之中;有时一个大族就可聚居为一里,里、族合二为一。由于地域组织能够给予家族的影响还很微弱,故家族依旧是真正的政治、经济实体。王公发布诰命,常常针对家族长,曰:“官伯族姓,朕言多惧。”(《尚书·吕刑》)政府有所施政,也须“以大家达厥庶民及厥臣”。(《尚书·梓材》)《尧典》托名尧、舜,其中“克明俊德,以亲九族,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,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”诸语实为上述周人政治特证之总结。百姓原为族长称谓,战国以后才开始指代普通人民。

  战国至秦汉,先秦时期的宗法家族制度解体,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,原有的编户齐民(个体家庭)逐渐被以世族门阀为典型形式的大家族所代替。出现了“豪人之室,连栋数百,膏田遍野,奴婢成群,徒附万计”“一宗近将万室,烟火连接,比屋而居”的情况。从宋代至明清,随着科举制度进一步推行,选拔官吏基本通过科举,人们入仕不再受门第的制约,出现了庶民的家族或家族的平民化和大众化。

  家族与国家的关系,先秦时期表现为家国不分,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少数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,宋代以后则是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。因此,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实现了以地域划分国民的国家管理方式。相反,在朝廷方面,皇权不下县,法典授权族长管理族人。清朝道光10年诏中重申:“凡遇族姓大小事件,均听族长绅士判断”,族众中“如有不法匪徒,许该姓族长绅士捆送州县审办。”(《大清历朝实录·宣宗朝》卷181)得到了官府支持,族长就对族众拥有教化、惩罚、救济、制定家训族规等广泛的权力。在民间,人们长期是居住以族、丧葬以族、祭祀以族、械斗以族、迁徙以族等。

  国家不同于氏族的第二个区别是国家以公共权力(暴力)、法治来统治国民,而氏族社会则是以风俗习惯、道德感化来管理社会。按照这个标准,中国古代长期没有完全像西方那样以公共权力、法治来统治国民,而是“德主刑辅”,即:以沿用氏族社会道德感化的管理方式为主,以刑法作为德治的辅助工具,与上述中国古代既按地域划分国民,又把家族作为管理国民手段如出一辙。先秦时期之所以采用“德主刑辅”,是因为当时氏族部落的外壳没有像古希腊、罗马那样被砸碎,在实质为阶级压迫、形式为氏族部落争斗中获胜的统治者,对自己的族人继续以风俗习惯、道德感化为主要的管理方式,而对被征服的氏族部落则实行刑法之治。如同蒲坚《中国法制史大辞典》所说那样:中国法律起源主要经历了二元化过程,体现为“法源于礼”和“刑起于兵”的交互作用。首先,祭礼作为“事神致福的礼仪程式,不仅具有神秘性,更具备强制力和权威性。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,逐步成为约束本民族成员的强制规范,成为中国法起源的重要方式。“刑起于兵”源于对其他氏族部落的征服。正如《国语·鲁语上》所言:“大刑用甲兵,其次用斧钺;中刑用刀锯,其次用钻笮;薄刑用鞭扑:以威民也。”儒家把先秦时期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上升为其政治主张,经过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成为整个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,因为它契合了家族制度的需要。

  总之,按照恩格斯区分国家和氏族的两个标准,中国古代长期没有实现“国家化”。这一点对后来的社会发展至少产生了两大影响。第一,没有悠久的法治传统,大量地沿用了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之治、道德感化之治的文化管理方法。第二,没有成熟的法治社会,长期地徘徊于血缘关系拟制化的亲疏有别的“圈子”社会格局中,圈内是一套规则,圈外是另一套规则。因此,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传统的确不一样,西方很早实现了“国家化”,与氏族社会以血缘关系划分居民、用风俗习惯和道德感化管理居民的统治方式做了绝断,走上了暴力作为支持的法治轨道,中国则是把氏族社会那套做法沿袭下来,不断地改进。国家层面长期没有国家化地选择法治,民间没有形成脱离家族血缘关系而以陌生人为基础的契约社会,长期停留在形成的圈子社会里。长期没有实现国家化的历史传统就带来了今天如何建设法治国家、法治社会的课题。
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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